《七夕：星空、神话与异域风俗》刘宗迪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2月

　　在中国人的心灵星空中，有两颗星，以及它们的故事，直到今天仍让人津津乐道。每到暑热初退，凉风乍起的初秋之夕，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举目望天，在初升的新月光华中，在满天闪烁的繁星中，在烟涛微茫的银河边，寻找它们的清辉。这两颗星，一颗叫牵牛，一颗叫织女，这个奉献给它们的节日，就是七夕。翻开《七夕：星空、神话与异域风俗》这本书，作者以多重视角聚焦七月七这一传统中国节日并告诉我们：在漫长的七夕文化中，闪耀着中华文明的浪漫优雅和开放包容。

　　刘宗迪先生以《山海经》研究著作闻名遐迩。七月七是传统的中国节日，哀艳动人的牛郎织女故事千古传诵。而在故事背后，实则是远古先人观象授时、男耕女织的传统，乞巧、观星等节俗无不与古人对自然节律的洞悉与顺应息息相关。在书中，作者从牛郎织女故事和七夕节的起源谈起，介绍了七夕的确立与历代七夕的主要节俗，对宋代七夕风俗及其异域风情和异域渊源进行了描述和探究，关注到东南沿海的拜魁星风俗，钩沉出一段胡风西来的历史，透过民俗学的考察，折射了欧亚大陆之间的文化层叠与变迁。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中国以及整个东亚世界可谓妇孺皆知，不同地方有不同说法，但大致情节大同小异。牛郎织女始则恩爱，终则离散，天各一方，一年方得一会的悲剧，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其实，这个故事与星象纪时制度有关，都源于牵牛、织女这两颗星与时序的关系。七夕乞巧节和牛郞织女故事，之所以自古迄今都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是因为它们都源于观象授时这个共同的源头，是由华夏先民源远流长的农桑传统和天文知识所生发出来的两朵并蒂之花，是中华民族万千年的农耕文化传统留下的文明记忆。

　　有些学者根据某些古书的记载，相信七夕节在西汉初期就已经确立了。在传世文献中，最早确凿无疑地出现“七月七日”这个日期的，当属东汉学者崔寔所撰的《四民月令》，其“七月”条中就记载了七月七日的诸多事务。“按照习俗，初七这天，还是曝晒经书及衣裳。”实际上，晒书、曝衣，在后世一直是七夕节风俗中的重要一环。七夕的主要风俗是乞巧，故七夕又称乞巧节，参与者主要是女性。由于牛郎织女的悲情故事牵动人心，关于七夕和织女的诗篇络绎不绝：“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穿针楼上闭秋烟，织女佳期又隔年”……

　　宋代七夕，盛况空前。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给大家进行了展现。一入七月门，市面上就早早地现出一派浓郁的节日气氛。除了针线、瓜果等寻常节物外，宋代七夕节物还出现诸多新生事物，尤其引人关注的且最为当时人所津津乐道的是泥孩儿摩睺罗。由于其物其名显而易见的异域风味，关于它的来历，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困惑和思考。“经过这一番对于欧亚大陆西端的塔穆兹—阿多尼斯祭祀习俗的巡礼，再回过头来端详欧亚大陆东端的七夕风俗，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可谓一目了然。”两者都要陈设一个少年之神的偶像：在西方，称为塔穆兹；在中国，则被称为摩睺罗。

　　在书中，作者对摩睺罗的身世展开追寻，揭开了一段胡风西来的历史。唐朝时的新罗僧人慧超西行天竺，途经中亚的安国、康国等地。康国等粟特国家地处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是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粟特人素以善于经商闻名于世，他们在古代世界以“丝绸之路”为主的东西方贸易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在游走中国经商的同时，将相关宗教及其信仰、文化和风俗传入中国。中亚粟特国家的哭神儿风俗，一边连着大陆西端的塔穆兹，一边连着大陆东端的七夕摩睺罗，将两个隔着遥远时空的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

　　七夕作为乞巧节，从一开始就与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近世以来，随着“洋布”的入侵和现代纺织业的发展，中国乡村传统的男耕女织生活方式迅速瓦解，以女子乞巧为主要关目的七夕风俗，不可避免地因为无所附丽而趋于零落了。近年来，有些人希望将七夕节界定为“中国的情人节”，这纯粹是一厢情愿。一个节日的实质，主要不是取决于它的故事，而是取决于它的风俗。“曾随织女渡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曾经的七夕节，已经成了一曲渐行渐远的骊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