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我的第一位领导，也是我新闻生涯的启蒙老师。2022年初夏，我踏入报社的大门，被分配至县区记者站，张勇担任站长，同时兼任区委组宣部副部长。我们亲切地称他为“部长”。

　　他身材挺拔，步伐矫健，声如洪钟。初见时，他严肃地询问我为何选择这里。我像一只警觉的刺猬，倔强地回望。他愣了一下，未再多言，指派一位同事带我熟悉工作。

　　当天的时政新闻活动，我在图文报道的基础上额外制作了一条视频新闻。他在朋友圈转发并称赞，那是我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同行的朋友圈，内心涌动着感动。他要求我们每次写稿都要提交纸质稿件，一遍遍不厌其烦地修改我们的稿件，并用红笔细致批注，他的审阅如同品质的保证。

　　独立采访初期，我不免犯错。一次，他用红笔修改我的消息稿件后，真挚地问我：“你真的是大学生吗？”我羞愧难当，回去重写。我重写几遍，他便耐心地修改了几遍，纸上布满了红色墨水，直到稿件无可挑剔。他的直言不讳和慷慨传授，让我进步神速，不久后便能自己独立采访。

　　他公正无私，对每个人的作品都给予应有的评价。每当我们的稿件有亮点，无论是标题，还是选题，抑或是字词句的使用，他都会在会上表扬。这些小小的表扬，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然而，他对我的批评也最为严厉。一次，我拍摄了一组新闻摄影作品，在新媒体发表时自作主张在每一张新闻图片下添加说明，他严厉地批评我：“你写这些干什么，你当读者都是傻子吗？”我被吓得流下泪来，深感自责，后悔自作主张写这些无关紧要的内容，也愧疚于没做好工作让领导失望。后来他因病住院，临走前最放心不下我，他还叮嘱我向晖姐学习：“以后你的稿件都请她帮你把把关，她是你的榜样。”

　　出院后，他被调至报社机关党委负责党建工作。一年以后的一次偶然的谈话中，师娘（张老师的妻子）告诉我，那天晚上张老师回家后自责不已，说自己不该话说这么重，把部门里面的小朋友训哭了。我听了心痛不已，更加自责自己的不足。

　　次年春季，我调至报社总部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向张老师提起我与本土文学的缘分，提起这次采访经历，并称他为我的“文学牵线人”。他挠挠头，告诉我：“你说的我都不记得了。”

　　现下，我们常在报社“偶遇”，以上事情我向他提起时，他统统回复我：“不记得了。”不记得安排过我什么工作，也不记得别人在他面前如何评价我，也不记得自己对我说过什么话。偶尔他会露出一些自责的神情，略带抱歉地跟我说：“那时你刚到记者站，我批评你多了点……”

　　他不知，我对他关上门的批评心存感激。他作为严师，毫无保留地指导我们，同时为我们遮风挡雨。在记者站时，我请张老师为我改过几篇文学类的稿件，他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足，也能为我的文章增色。后来，他送我一本自己的散文集《我在你不在的地方》，我才知道他的文学情怀。

　　现在，我们的交流更加平等轻松。他分享了自己的求学、工作经历，和师娘的相识相恋。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老一辈新闻人的坚守和追求，像灯塔一样照耀着我们这些尚在晨曦中跋涉的后辈。

　　每当我对工作失望迷茫，我总会带上一些时令水果找他“讨教”。他总是热情接待，分享他的经验和见解。对我的请教，他知无不言：什么样的新闻是好新闻，消息通讯该怎么写，行业如何变化发展，新闻策划该怎么设计，得奖的经历……在他的口中，我拨开层层迷雾，可以看见新闻行业依旧闪耀的未来；在他的身边，我汲取到工作中的正能量，足以用来抵御暗夜中的失望和迷茫。临走时，他会送我香肠、青团或牛肉酱，这些都是师娘的手艺，充满了家的温暖。

　　在报社，我还遇到了其他老师：童真善良的胡老师，沉稳温和的王老师，耿直专业的史老师，松弛有趣的李老师……这些工作中的前辈和老师像一把巨大的伞一样把我保护起来，循循善诱而细心呵护。

　　前辈们的专业，责任和耐心，引导我坚定地走在新闻之路上，而我，唯有更加认真、努力地工作，才能不辜负他们的教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