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砚界，说起宋端石抄手砚，不得不说广东省博物馆藏的1973年在广东省高要县莲塘镇察步庙嘴山墓葬出土这方宋端石抄手砚。这方砚做工精美，墨堂平眼，级别高，且有明确出处及考古依据，学者所言为“宋代端石太史砚标准件”，它的发现及征集过程一直备受专家、学者所关注。
肇庆市博物馆原馆长冯咏浩先生的著作《文博履踪》中，有两篇文章详细记录了其发现及征集过程，带领读者走进那段尘封的岁月，感受那一段段扣人心弦的故事。从砚台的出土到最终安家于博物馆，这不仅是对文物的一次成功保护，更是对文化遗产的一次深情致敬。让我们翻开历史的一页，透过宋端石抄手砚的视角，窥见端砚文化的辉煌，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艺术魅力。
一方端砚带来一连串的故事
1973年3月30日，中国银行肇庆分行丘山屏同志来电，称有人带出土文物(金器)到银行变卖，通知我前来调查处理(此前我们组织有关单位召开传达、贯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全国文物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制止破坏文物，遇到情况及时报告)。我立即赶过去，见到3位来自高要察步生产队青年社员陈柏河、陈群弟和陈陇。他们手里抱着一方端砚、一面小铜镜和几片金饰。得知是昨天的出土文物。我向他们宣传国家对出土文物的有关政策，请他们一起到高要县文化局商议(因为文物出土地点属高要范围)，并马上向地区行署文化局做了汇报。地区文化局鲍蔚然局长、邓国庚科长、高要县文化局邱勤作局长以及市文化局吴瑞副局长等人在文庙(县文化局)共同研究，决定先由县文化局写收据，安排他们午饭和支付路费。这3位社员见状一下子蒙了，说：“这些东西是我们一伙人昨天在山边开路时发现的，我们只作为代表先到肇庆变卖换钱，开头到水街找到一间由广州进出口公司设点，收购珠宝、玉器、古陶瓷、字画的商人。由于他们不收购砚台，见金饰破碎也不收购，叫我们到银行试试。现在南岸察步一大伙人正等我们换钱后吃一大餐的，现在叫我们怎么回去呀!”
于是，我和谢子熊、文化局陈成汉随高要文化局梁国荣副局长，干部麦丽铨、陆明，陪同他们一齐乘船返察步村。首先找到生产队队长召集有关社员座谈，宣传国家有关文物保护法规，很快大家都想通了，还七嘴八舌反映出土文物发现时的情形，有位社员还主动交出了一片五分硬币大小薄薄的“佛”字出土金片。他们兴高采烈地带领我们到出土地点考察。这些器物是为砖瓦厂开路时发掘出来的，该墓已基本铲光了，四周散落被打破的宋代陶云坛碎片和青瓷小灯盏，看得出造型精致。从出土随葬物看，此为北宋时期二次墓葬。因天色已晚，他们热情地请我们留宿。次日晨由社员带路，到了村口的朝龙祖庙的山岗上，发现了一群馒头古窑，古窑内外散落许多黑色陶罐碎片。土窑为半球形，直径在2.5—3米，高1米多，窑堂的左右上方各有一个圆柱形烟道。窑壁烧得很坚硬，是用石灰红土结成的。从出土的黑陶罐看，基本上是手制四耳弦纹黑陶罐，与肇庆城区人民中路唐墓与端砚老坑洞遗留的黑陶罐一样。
这是首次发现唐代馒头窑遗址，而且为城区唐墓葬出土黑陶罐和端砚石老坑洞发现的同样黑陶罐及碎片找到了产地，为确定老坑砚石洞开采时间为唐代找到了实物资料。
谢子熊和我在窑堂内小心翼翼地挖出一只内外被泥巴裹着，已压变形但还基本完整的黑陶四耳罐。带回馆清理后，将其粘合成了标本，现存市博物馆。
省博物馆接报后，于次日派出梁明燊、杨少祥到肇庆处理。鉴定墓葬为北宋墓葬，古窑为唐代窑址。据回忆，该古窑址定为唐代，在省文博文件中公布为保护之列。
当时，由于肇庆市与高要县都没有历史博物馆，社员这几件出土文物，自然而然由省博物馆前来调查的考古人员带走。后来省博物馆为表彰察步社员捐献文物有功，奖励了 80元。
这几件出土文物，最有价值的要数那块宋代太史砚了。该砚长16.7厘米，宽10厘米米，高5.8厘米。该砚色浅紫微带苍白，砚堂下部有一石眼，直径1.2厘米，色黄带微绿，有瞳子，晕作五重。砚面平整庄重，线条简练，形制古朴。砚底为抄手，附圆柱七根，长短不一，柱顶随意刻圈纹，以模拟石眼，亦寓作北斗七星。
市工艺美术厂罗星培等老艺人见到此砚爱不释手，认为远在宋代，纯手工能造出线条如此干净利落、棱角分明、大小比例精准的砚台，即使是在现代条件下也难造出如此完美的。厂方几位老师傅鉴定此为宋坑端砚。在高要宋代古墓出土宋坑砚台，是个重大发现，因为居于全国四大名砚之首的端砚，按文献记载始于唐代，但至今未有在本地唐代古墓中出土过端砚（当然很大可能是考古工作未跟上有关）。相反广州唐墓中就发现过唐端溪老坑砚台。而宋坑开采于宋代，是端砚的名坑之一，在端砚的产地-高要(现在肇庆是高要县的县城所在地，历史上端州的中心也在高要的范围内)宋代古墓，出土宋坑端砚，确实弥足珍贵。
1991年6月29日至1991年9月8日，广东省博物馆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联合主办《紫石凝英一历代端砚艺术》展，就将该砚放在头版为标本作重点介绍。而展览将该砚定为宋代抄手砚，石质定为坑仔岩。我认为值得商榷。笔者约在20世纪 90年代曾到北岭鸡寮宋坑做过调查，在坑洞砚石材中就有类似质地带石眼的宋坑石材，石眼还绿得可爱呢!
由于此宋砚在端砚史上有着显赫的声誉，广东省博物馆一直将它放在展场上。说来也巧，记得1975年的一天上午，高要察步村知青赵虾女与村里青年陈亚妹到阅江楼找我，反映省博物馆将察步出土端砚变卖了很多钱，问我是否属实。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人藏博物馆的出土文物怎么会变卖呢？恰好省博物馆保管部主任陈姨来到阅江楼调查收集资料，陈姨说将宋砚变卖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但是该砚的确在一天早上开馆时发现被盗了，后经查实是一位女值班员监守自盗，砚完好无损被追回，博物馆将值班员开除了。
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开放，是我省文化工作一大盛事。肇庆市文广新局于2011年11月15日，组织了全局离退休干部到广州参观广州塔和省博物馆。我在展场上亲眼看见30多年前经自己亲自调查收集到的此方宋代太史砚，犹如故友重逢，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由此砚引来的一连串故事，一幕幕地在我眼前浮现。又看到砚边几条出土时被钢钊砍出的伤痕，感叹它福大命大，只伤了点表皮。同行者见我如此动情地诉说这段历史，展厅的值班员也过来仔细地听，还不时发问，我都一一作了解答。那美好的回忆直至现在一直伴随我的一生。
说来还有一段故事，到高要察步村调查征集宋墓出土文物期间，我发现肇庆城区知青与当地公社社员关系十分融洽。当中有位知青赵虾女与青年社员陈亚妹出双入对，形影不离，引起了我的关注。她们青春靓丽，姐妹般的情谊、快乐的笑声，顿时使我产生了创作的灵感和冲动。不久，用雕塑的形式塑造了“姐妹俩”，该作品曾入选肇庆地区美术展览，肇庆市文化馆出版的《肇庆文艺》封面刊载了这幅作品。
宋代端石太史砚，砚长16.7厘米、宽10厘米、厚5.8厘米，1973年广东省高要县莲塘镇察步庙嘴山墓葬出土。端溪坑仔岩石，石色紫灰。砚堂下有一石眼，色绿带黄，圆正有晕。砚面平正端方，砚底为抄手，饰圆柱七个，长短不一，柱顶刻圈网纹，以模拟石眼，寓意北斗七星。抄手砚形制古朴，是宋代流行的砚式。此砚的出土地高要县古属端州，是端石的产地。
高要区宋墓出土宋坑七星太史砚
——宋代太史砚标准件
宋坑七星太史砚，长16.7厘米、宽10厘米、厚5.8厘米。1973年高要县（现高要区）莲塘察步村（文明塔之南）庙嘴山宋代墓葬出土。该砚石出自宋坑，色浅紫微带苍灰，砚堂有一石眼，直径1.2厘米，色绿带黄，有瞳子，晕作五重，太史式。砚底为抄手，附七个饰圆柱，直径在1.4—1.6厘米之间，长短不一，柱顶刻不规则圈纹，以模拟石眼，亦寓作北斗七星。（后据七星名砚厂厂长、端砚工艺大师李志强考证，柱顶刻不规则圈纹，很可能是用于粘贴石眼所为，历时过久所粘贴石眼脱落了）。
此太史砚式（抄手砚式）的石砚，为宋代端砚品种主要特色之一。其砚面平正庄重，线条简练，刚直有力，八角分明，石品上乘，造型古朴，寓意深刻，制作精良，艺术水准和实用价值极高。当时，肇庆市工艺厂（端溪名砚厂前身）的罗星培老师傅和当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黎铿见到此砚，爱不释手，对宋代工匠高超技艺赞不绝口，认为即使现在有先进的刀具，也难以企及。
据笔者考证，此太史砚式端砚，为宋代文人墨客之至爱，皇帝之宝物，是端砚贡品的主要品种之一。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印行的《故宫古砚选粹》中，宋代的贡品砚收录有22方，其中15方砚形都为太史砚式。当中有一方砚是宋代大书法家苏轼用砚，称众星太史砚，砚底为抄手，附饰圆柱63根，上各有“眼”，状如众星罗列。另有一方为米芾心爱之物，清乾隆皇帝后来得到了这两方砚，镌刻上了御题诗，使此两方太史砚成为端砚中之极品。
太史，官名，西周、春秋时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为朝廷大臣。秦汉设太史令，后历代都设太史监、太史院、太史局，直到明清翰林亦有“太史”之称。可见，宋代端砚用“太史”取名，是有其特别文化含意的。
端砚始于初唐，晚唐时被列为贡品。唐代主要开采的砚坑是水岩（今称老坑），流行砚的品种:箕形砚，带足，以实用为主。另一说自宋朝开始列入贡品。宋代开采的砚坑大大增加，增开了坑仔岩、宋坑、梅花坑和绿端等砚坑。主要砚式品种除了继承唐代箕形、风字形造型外，太史砚和抄手砚为主要造型。再者，宋代端砚也越来越重视装饰，突出石眼。在考古发掘中，我们在肇庆发现唐墓极少，且未发现有端砚随葬品。据查，广州动物园工地在唐墓中出土了一方端砚石制作的唐代箕形砚。这为端砚产自唐代提供了物证。幸运的是在1973年，我和谢子熊在端砚产地内的高要莲塘察步村庙嘴山宋代墓葬中，发现了这方精致的宋坑有眼七星太史砚，为端溪宋坑砚产于宋代找到了有力的物证（高要古属端州，高要县城一直在肇庆，端砚石坑都是在高要境内）。
该砚今藏于广东省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藏品。1991年，广东省博物馆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联合举办了《紫石凝英一历代端砚艺术展》，就把这方出土自高要的宋太史砚作为宋代砚的标准件，列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