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8日清晨七时，怀城水文站刻度之上，数字冷冷定格于55.22米——它悄然越过了1955年7月22日那座曾如丰碑般矗立的54.79米水位线。粤西北怀集县，洼地如钵，绥江横贯，自台风“蝴蝶”席卷以来，连日暴雨如天倾，洪魔骤起，县城与北部乡镇顿成泽国。回溯四百余年岁月，这方水土竟与滔天之水纠缠不休，其命运早被反复浸透，浸透得斑驳而沉重。

　　19日清晨，海南岛上椰风轻拂，已退休多年的文艺前辈罗少山先生从新闻中惊闻故园遭劫。他推窗北望，手中茶盏微颤，茶汤映着老人湿润的眼眸。这位离乡多年的游子，竟在千里之外的海岛上，与家乡的洪水同频共振。他颤巍巍提笔，在宣纸上落下四行诗句：“怀城大水变泽国，蝶飞燕归呈祥和。众志成城除灾害，乡亲合唱抗洪歌。”墨迹未干，老人已轻声吟诵起来，那声音里裹挟着绥江的涛声，混杂着对故土的牵挂。

　　这诗句如一粒火种，点燃了我胸中积郁已久的情思。那些浸泡在县志里的水患记忆，那些在洪流中挺立的脊梁，那些跨越时空的守望相助，都在这一刻奔涌而出。我打开电脑，敲打键盘，让笔尖饱蘸这四百余年的悲欢，写下这篇文字，既为记录这场超越历史的水患，更为镌刻那些在浊浪中始终不沉的人间大爱。

　　翻开怀集水患之史册，自明隆庆五年（1571年）夏五月便已浸透墨痕：“大水，漂没民居甚多。六月，又大水。”此后的岁月里，水患如同附骨之疽，频频撕裂着人间安宁。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春三月，“古城大水，岳山崩，鱼鳖尽绝，人涉水多生疽”，其惨烈已非言语可穷尽。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更有“水忽暴涨，居民淹没，田禾浸损”之悲鸣。翻开乾隆年间县志，水患记录如密网般交织于页页泛黄的薄纸上，字字皆是沉痛印记。

　　然而浩劫深处，那部县志所载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夏五月之灾，终于撕开了数百年史册中最惨烈的一页：“自五月初一起，阴雨连绵，河潦陡涨……至初五午刻，水势汪洋，县城淹浸丈余”，又复连日倾盆大雨，山泉暴发，地下喷溢，兼之两江倒灌，壅塞下游。初六巳刻，“再涨六七尺，平地水深二丈有奇”，洪峰竟冒过衙署与东南城垛！二十六堡尽成泽国，“冲塌房屋万余间，溺毙男妇六十名口”，灾情之惨重，被县志惊呼为“数百年所未见”。

　　洪水退去，淤泥之上，疮痍遍地。露宿灾民三万余口嗷嗷待哺。彼时官民一心，知县陈善宝开厂施粥于明伦堂；武城巡检马勤燕于凤凰岭另设粥厂。其后更有梧州知府梁俊捐廉三百两，督宪张之洞委员解米四百余包、面饼二十包，复拨银一万两；护院李秉衡亦拨银买米赈济。江苏义绅严作霖等亲携赈款一万三千两，“亲往各乡步行踏勘，按户发给”。纵是天倾地覆，人间互助的暖流，终究未曾断绝，在患难中汇成了一条条救命的血脉。

　　而怀集人骨子里的坚韧，在灾后复耕的顽强中迸发得尤为耀眼。光绪十四年（1888年）五月大水，“低洼之乡，田禾淹坏”，民众竟“尚可赶种晚禾”；1955年7月大水之后，县委立即组织全县小学教师六百多人奔赴一线抢险排涝，灾民亦迅速垦荒扩种杂粮二百多公顷；尤其1982年5月那场“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大水灾”，二十六万多人受灾，损失惨重。然而洪涛甫退，全县竟日日出动六万余人排渍洗苗，“不到半个月给3460多公顷受浸早稻喷农药一次”。禾苗未死，人心更不曾溃散——纵使浊浪滔天，也永远淹没不了土地深处那重生的倔强。

　　当2025年这场超越历史极值的洪峰袭来，怀集人血脉中的记忆与力量再次被唤醒。浊流之中，现代救援体系与亘古相承的坚韧相互激荡。堤岸上人影幢幢，肩扛手抬，分不清是公仆是群众；洪流中舟船穿梭，援手相递，分不出是军是警；从中央到各地物资源源驰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壮阔图景，已从历史深处奔涌至眼前。那55.22米的水位刻痕之下，沉潜着数百年间人与自然的角力与共生，更矗立起一个民族于灾难面前众志成城的无字丰碑。

　　水退之后，绥江终归平静。两岸田畴上，补种的秧苗已在阳光下泛出新绿——它们年年被淹，岁岁重青，恰如怀集人深植于这片泽国的根须，屡经摧折而愈发坚韧。那些湮没于县志中的悲鸣、深埋于淤泥之下的梁木砖瓦，连同今日堤岸上奔忙的身影，共同沉淀为一种无声而浩大的生命哲学：洪水可以反复淹没家园，却永远无法冲垮人与人间相濡以沫的堤坝，更无法湮灭在泥泞中一次次扶犁重耕的倔强身影。

　　水脉之上，悲欢长流。这方水土的肌理里，每一次洪水冲刷，非但刻下伤痕，亦反复铭刻着不屈与互助的印记——它是一条流淌在时光深处的不沉之河，默默奔涌，终将浮载着所有沉重的舟楫，驶向新生的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