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我是云浮人。

　　但奇怪的是，爷爷看得最多的不是《云浮日报》，而是《西江日报》。每天早上，邮递员都会骑着摩托，把报纸往窗户里一丢。有一次丢进了水桶里，爷爷骂了好几分钟，一边骂一边小心地摊开报纸，放到阳台上晒。

　　爷爷平时坐在藤椅上，戴着老花镜，一行一行地读，有时，还会剪下几张豆腐块，贴到笔记本上。我看不懂报纸上的内容，只喜欢那股油墨味和里面的风景照。爷爷会指着照片，一个一个跟我说：“呢个係鼎湖山，嗰个係七星岩……”

　　更奇怪的是，每年清明，我都要在广昆高速上走一百多公里，来到高要区活道镇禾塘村。

　　到了村里，老屋全是泥砖房，几乎没人了，门板歪斜，屋里的杂草有半人高。穿行巷间，只偶尔传来几声狗吠。吃完午饭，我们便上山了。山上有一个个小土包，大人们依次在每个土包前烧纸、倒酒，嘴里念念有词：“保佑孙子们快乐长大，学业进步……”

　　拜完山，我在冯氏宗祠里，和从未谋面的亲戚们一起吃饭。大人们吃得热闹，大家都讲粤语，但他们的话我却听不太懂，比如我说“食饭”，他们说“吔饭”。

　　我一遍遍问：“几时走啊？”爸爸不急，坐在祠堂门口的小广场和亲戚聊天，或到处摸摸破门，看看老屋。我催急了，他就说：“坐多一阵先。”

　　爸爸说，他从小就生活在这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爷爷被分配到郁南工作，就此扎根。1994年，云浮设立地级市，肇庆和云浮在行政上分了家。再之后，我出生了。于是，我成了云浮人。

　　爸爸带我到一间塌了半边的老屋前，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男人。爸爸说：“这是你的太公，也就是我爷爷。”爸爸曾经也像我这么小吗？太公也曾牵着爸爸的手，在路上慢慢走吗？爷爷读《西江日报》的时候，会不会想起这个村子，想起这个男人的音容笑貌？

　　广昆高速上，车子一年年飞驰，我也一年年长大。我学会放下手机，在村子里慢慢走，猜猜哪条巷子会突然冲出来几条狗。我依然不太懂高要话，却感觉到一种来自我血脉深处的声息——我的根在肇庆。

　　可我依然不了解它。

　　一次，我在村里“探险”，捡到一份泛黄的《西江日报》。报纸的边角已经没了，受潮严重，不少字迹都变得模糊了，但“西江月”三个字还清清楚楚。里面有一篇散文，我隐约记得写到了作者家的老祠堂，写到了追人玩的“大黄”。我以为无聊的东西，在别人的笔下，竟可以这样深情。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西江月”副刊。里面的文章大多是写肇庆风物的，读得越多，我的心与肇庆越近，也发现我的许多“以为”都是错的。

　　我以为，在古代，西江流域不过是“南蛮”之地，瘴气弥漫，教化未开，直到读了叶清森老师的《广信塔赋》。赋中写到，汉武帝时期，此地便设了广信县，“贾舶连云，衣冠辐辏”，根本不是荒蛮之地，而是岭南文化的重要源头。我的“看不上”，只因为我对家乡一无所知。

　　这种一无所知，后来一次次被印证。每逢端午，高要亲戚都会送来裹蒸。我一直以为裹蒸就是“裹蒸粽”，和西米粽、灰水粽一样，是粽子的一个品类。邹会雄老师的《天寒裹蒸香》告诉我，裹蒸是裹蒸，粽子是粽子。传统上，裹蒸属春节，是用冬叶包成金字塔状的，而粽子属端午，用粽叶包裹，长条状。怪不得，我在外地的粽子摊从来看不到“裹蒸粽”，原来那根本不是粽子。

　　鼎湖山也如此。我爬过鼎湖山，只觉山清水秀，飞瀑也颇有气势，但爬了一圈，除了累和几张照片，什么也没带走。后来，我读到了萧锋老师的《鼎湖山访古寻幽》。补山亭上的对联、庆云寺的劫火、历代先贤的墨宝、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我曾经踏过的那些石阶，竟承载了这样厚的岁月。我有些惭愧，也有些庆幸，幸好山还在，古迹还在，还能重游鼎湖山。

　　还有，我一直以为自己只是云浮人，也是错的。

　　今年清明，照例回禾塘村，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跟亲戚们在小广场上聊天。一个弟弟过来说想吃裹蒸粽，我接了一句：“裹蒸是裹蒸，不是粽子哦。”一个表伯眼睛瞪得老大：“你咁犀利，咁都知？宜家嘅后生仔都冇识分咯。”（粤语：你这么厉害，这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分不清了。）我笑笑说，是看《西江日报》看来的。表伯拍拍我的肩膀：“哇，咁关心乡下发展啊！”

　　父亲就坐在我对面，笑了笑，像极了照片上的太公。

　　爷爷那个笔记本里，也有不少豆腐块是从“西江月”上剪下的吧？不过爷爷已经不在了，那个笔记本也弄丢了，但每个周末，我仍会打开《西江日报》的电子报，宛如他当年坐在藤椅上读报那样。当年，他剪下一张张豆腐块，贴到笔记本上，如今，我也截图“剪”下一篇篇文章，存在相册里。四十年，从“铅与火”到“数与网”，两代人，从剪报到截图，西江月始终照着同一个方向。

　　我是云浮人，也是肇庆人。一份报纸，让我找回了来处。